沈炳坤人很随和，说话时常带着微笑，当他认真地听你讲话、不时地点头，就如很久未见的老友，你很难将他与资产9位数和年销售数百万件的毛衫大老板联系在一起。而他，就是被称为“中国毛衫之都”浙江濮院的“领头羊”企业之一的浙江圣利达制衣有限公司的董事长，濮院的“毛衫专家”。

　　其实，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一部奋斗史，只不过因人因环境不同而异。谈到过去的创业，沈炳坤的故事似乎比别人的更具曲折感。

　　贫困并不是坏事，只有在艰苦中度过，才会迸发奋斗的激情。因为穷，财富对沈炳坤具有更大的诱惑力。

　　沈炳坤生于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，祖祖辈辈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劳作，仍是身无遮寒衣、日无隔夜粮地贫穷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当他在半饥半饱中熬到15岁时，常常想为什么同在一个蓝天下人家的生活比我好，怎样才能改变生活呢？沈炳坤敢想敢干，这一年放暑假，他以15岁的年龄冒着酷暑只身跑到上海，做起了“生意”。和许多后来发迹的人一样，他的第一单生意是靠地域差价取得的成功。在20世纪70年代末，一天进帐120元，相当于一个工厂干部工资的3-4倍。于是，他用自己赚到的第一笔钱加上5元，买了块“上海牌”手表。当这块在当时体现着身份和地位的手表戴到自己手腕上时，那种成功的喜悦和快乐真是非笔墨能够形容。而这一单，也决定了他将朝更大的目标进军。

　　高中毕业后，家里人开始为他的前途规划。当时生产队正赶上老会计年迈退休，新的人选正在酝酿之中，父亲叫他接任当会计。会计在农村是好差事，风吹不着雨淋不到，拿旱涝保收的工分。父亲的建议，他的哥哥也同意，想起在农村生产队让人受欺负的日子，希望小弟日后关照。而沈炳坤却认为会计挣的工分有限，不如干一个能体现人生价值的工作。他把眼光瞄向了手艺活木匠，力排众议拜一个木匠高手当起了学徒。靠他的睿智和为人诚实，不久成了远近有名的能工巧匠。他做的家具，常常是供不应求，随着岁月的更替，他的原始积累也在增加。

　　当企业日进斗金时，沈炳坤有些“晕”了。投资的方向失误，就如上台阶时一步登空，三步五步也赶不上来。

　　沈炳坤是永不满足的人，当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时，他瞄准了毛衫业。想法起于70年代末一拨又一拨的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有些大城市来的知青用织好的毛衣和“老乡”联络感情。沈炳坤是第一批想到好看的毛衣是可以换货币的人，他们把毛衣摆在320国道，不断有南来北往的客人被抢眼的毛衣吸引停车问价。于是，像滚雪球一样，毛衣和货币成正比的循环，导致了毛衫产业在濮院的兴起。

　　从手摇的横机开始，濮院的毛衫产业随时间不断发展壮大。沈炳坤借助外资，联手哥哥率先把分散的个体加工变成集群效应，办起了毛衫生产厂。这个厂使他的事业云蒸霞蔚，最多时每天的利润达到过16万元。而在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，年销售额超过亿元的民营企业实属凤毛麟角。很快，他成了嘉兴当地数一数二的企业家。

　　当光环和鲜花簇拥着他时，他的头脑也有些“晕”了。在不同的意见相碰撞下，沈炳坤将大把的资金投入了房地产开发。由于房地产的地段、招商等问题导致的资金链断裂，使一个蒸蒸日上的自有品牌“大大”毛衫“触礁”了。

　　企业伤了元气，许多人认为沈炳坤不行了。从小就犟的沈炳坤却不服输。在企业最艰难的时候，他意识到知识的重要，决策的失误使他迫切地感到要做一个学习型企业家。

　　与合作伙伴分手后，沈炳坤重新组建起自己的企业——圣利达制衣有限公司。之后，他便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学习中。这期间，他考入香港工商管理学院专攻企业管理，并进入清华大学的企业总裁MBA班。一方面系统地学习国际企业管理知识；一方面结识更多的企业老总，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，并学习他们的经验。

　　这时的沈炳坤在做企业上已有一套自己的想法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发上。他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毛衫一定要打“时尚”牌，而在与针织的结合中，研发是关键。同时，在设备上瞄准国际一流。他认为质量是企业的生命，而设备则是本钱。“人巧不如家什妙”。他说“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在变化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、人民币的升值和出口退税的降低，种种迹象都表明，企业不做强做大就会死掉，要做强就要具有研发、质量、设备的三足鼎立。

　　如今，他新建的厂房已经拔地而起，国际一流的设备也远渡重洋到嘉兴落户，而遍布20多个国家的巩固客户也一直对他抱有信心。当国际上生意兴旺的时候他却居安思危。他说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/4，要占领国际市场，不占有中国市场是句空话。我们要立足世界，眼望中国，内外贸两条腿，把“圣利达”铸造成国际领先、国内叫响的知名品牌。